一篇比較嚴謹的雞湯文

有的人會因為被打擊而受傷,也有的人能從打擊中獲得成長。

有些選擇會讓你在遭遇壞事後滅亡,也有些選擇能讓你在遭遇壞事後獲益。

是什麼決定了這兩種不同的結果?

這個星期解讀的是一本暢銷名著——《反脆弱:從不確定性中獲益》(我看的是kindle簡體版,台版同名,不同副標題),作者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當過多年的交易員,後轉戰學術領域,曾出版的《黑天鵝效應》也是享譽全球的暢銷書。

世界是充滿不確定性的,而人類的預測能力是不完美的,因此未來總會發生一些我們預料之外,且影響深遠的意外事件,若發生的是好事件那當然沒什麼問題,但如果發生的是壞事件呢?

這類「罕見的大事件」被塔雷伯稱為「黑天鵝事件」——簡單來說,黑天鵝指的是「不可預測性、罕見,且具有高影響力的事件」,例如金融風暴就是難以預測的、罕見的,而且一旦發生就會造成巨大的影響。

要注意的是,這裡所指的不可預測是不可完美預測的意思。

如果一座大橋的其中一根柱子出了問題,那麼儘管我們知道大橋總有一天會倒塌,卻不代表我們能夠具體的知道大橋倒塌的時間,你知道這座橋一定會被使用者壓垮,但你無法得知在這成千上萬的使用者之中,誰是壓垮這一座大橋的最後使用者。

但大橋只是一個比喻,黑天鵝一般用來形容那些低概率發生,但影響重大的事情。

以馬車為例,馬車的誕生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汽車只有幾百年),也是當時的主要交通工具,從這一角度來看,馬車夫的職業應該很穩定,畢竟幾千年來馬車夫都是被需求的職業。但從19世紀開始,馬車逐漸被汽車取代。

雖然現在回看以前,我們會覺得汽車取代馬車是必然的,但如果你回到那個年代詢問馬車夫是否擔心自己的職業會被取代,他會說:「怎麼可能?我們家族當了好幾代馬車夫,從來沒遇上過這種問題,所以絕對不可能。」

對馬車夫來說,汽車的發展與普及就是一種黑天鵝事件。

無論是金融風暴還是發生革命性的事件,如果黑天鵝事件所引發的壞事足夠壞的話,那它可能會對你造成巨大且難以復原的損失,甚至是致命一擊(例如,那些因金融風暴而破產的人)。

而黑天鵝事件的可怕之處在於,它總是在常規之外的,且充滿不確定性,沒有人能精準的預測它幾時會發生。

我們該如何才能在這不確定的世界中,免受於黑天鵝的打擊?

塔雷伯提出的方法是——創造「反脆弱性」(antifragility)。

那些殺不死我的,將使我成長

什么是反脆弱?

簡單來說,反脆弱能從適度(不太大,也不太小)的傷害、錯誤、波動、不確定、痛苦、壓力這類人們厭惡的事物中獲益,我稱之為「壞事」。

它不是單純的會因壓力而復原,而是會因壓力而變得更好——玻璃杯會因為壓力而破碎,無法復原;足球的形狀會因壓力而變形,之後會復原到原本的形狀;但人類的肌肉卻會因為壓力(舉重)而變得強壯。在這裡,人類的肌肉就是具反脆弱性的,玻璃杯和足球則不。

玻璃杯、足球和人類的肌肉呈現出了三種不同的結構特性:

  1. 玻璃杯是「脆弱類」的,看似挺穩固的,但一碰就碎,只能在沒波動的環境「生存」。
  2. 足球則是「強韌類」(robust)的,能抵抗較大程度的壓力,波動的環境對它的影響不大。
  3. 而人類的肌肉則是「反脆弱類」的,能因適當的壓力而獲益,適當波動的環境對它反而有良好的影響。

塔雷伯認為,世界萬物都可以被歸納為這三種結構特性,而不僅僅是物體,要理解他的這一個觀點,我們得先看一些傳說和歷史:

根據傳說,貝魯特斯(貝魯特的歷史名)在其近500年的歷史中曾被摧毀過7次,也重建了7次。這個傳說還是可信的,因為我自己就見證了它的第8次重建。當時我已到了懂事的年齡,殘酷的內戰將貝魯特中區(貝魯特斯古城)第8次徹底摧毀,而後,我也親眼看到該城的第8次重建。重建後的貝魯特新城比以往更美了。

有趣也很有諷刺意味的是,在西元551年的貝魯特大地震中被埋葬的羅馬法學院在這次重建過程中也被挖掘了出來,就好像是歷史的一個賞賜。貝魯特城不是鳳凰,但它印證了有超越「強韌」概念的存在。

貝魯特斯古城很好的帶出了塔雷伯的三元結構的特性——它原本是「強韌」的,可以抵擋大部分的環境衝擊,不會因狂風暴雨而倒塌。

但強韌是相對的,在地震和砲彈的面前,貝魯特斯古城卻顯得「脆弱」,因而被多次摧毀。但從系統的角度來說,貝魯特斯古城與人類的關係,也讓其有了「反脆弱」的能力,貝魯特斯古城在被摧毀後重建,竟然變得更美麗,甚至更強韌了。

我們再看另一個有趣的例子:

傳說小亞細亞本都國王米特拉達梯四世在其父被暗殺後被迫東躲西藏,期間由於持續用藥而攝入了尚不致命的有毒物質,隨著劑量逐漸加大,竟練成了百毒不侵之身。

後來,他將此演化為一項複雜的宗教儀式。但這種對毒性的免疫力後來也給他帶來了麻煩,由於「抗毒能力增強」,他曾試圖服毒自殺卻難以做到,後來只得要求一位盟軍的軍事指揮官殺死他。

這種對毒藥免疫的方法被稱為米特拉達梯式解毒法,得到了古代著名醫生塞爾索斯的追捧,一個世紀後在羅馬甚為流行,一度還給尼祿皇帝弑母的企圖增加了難度。尼祿一心想殺害他的母親阿格裡皮娜。然而,知子莫如母,尤其是尼祿還是阿格裡皮娜唯一的孩子,因此阿格裡皮娜預測到了兒子的行為。

再者,阿格裡皮娜對用毒也略知一二,因為她至少有一任丈夫是被她用毒藥毒死的。因此,在懷疑尼祿會殺害自己後,她便採用了米特拉達梯式解毒法,使自己對兒子的下屬所能搞到的任何毒藥都產生了免疫力。

但是,與米特拉達梯一樣,阿格裡皮娜最終死于冷兵器之下:她的兒子(據說)派刺客殺害了她。這則故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小小的但很有意義的教訓,人再強壯也不能抵禦一切。即使兩千年後也沒有人能發現一種可以讓我們在刀劍的殺戮中變得更為強壯的方法。

讓我們這樣界定米特拉達梯式解毒法:當人們不斷地接受小劑量的某種物質,隨著時間的推移,對額外的或更大劑量的同類物質逐步產生免疫力的結果。這是在疫苗接種和藥物過敏測試中使用的方法。

這還不能稱作完全的反脆弱性,仍處於較溫和的強韌性階段,但已經逐步接近反脆弱性了。我們已經得到了一個暗示,一旦被剝奪了攝取毒物的權力,我們將變得脆弱,強韌化的道路常始於一點點的傷害。

現在考慮這樣一種情況,攝取一定劑量的有毒物質使你變得更為強壯,即在強韌性的基礎上更進一步。藥理學家創造的一個詞——毒物興奮效應——說的就是小劑量的有害物質實際上會有利於機體健康,起到藥物的治療作用。一點點的危害,只要不是很多,只會造福於機體,使其成為更好的整體,因為它會觸發一些過度反應。

當時的人們更願意將其解釋為「危害的作用與劑量相關」,或者「藥物的作用與劑量相關」,而非「從危害中受益」。科學家們的興趣在於劑量與反應之間的非線性關係。

古希臘人熟知毒物興奮效應。直到1888年,德國毒物學家雨果·舒爾茲才對這一效應進行了「科學」的描述(雖然仍未對其命名),他發現,小劑量的毒藥能夠刺激酵母發酵,而大劑量的毒物則會造成傷害。

還有一些研究認為,蔬菜的好處可能並不在於提供我們所說的「維生素」,或像其他一些試圖自圓其說的理論闡述的那樣(也就是說,這些理論說出來貌似有理,卻並未經過嚴格的實證論證),而是在於以下事實:

植物往往用體內的毒素來保護自身免遭傷害並抵禦食草動物的侵害,如果我們攝入適當數量的植物,那麼這些毒素可能會刺激我們的肌體發展——這與上文的故事一脈相承,再次強調了有限的低劑量毒素有益健康。

我們都知道,要讓自己遠離致命毒物、細菌之類的「壞東西」,不過,適當劑量的壞東西竟然可以鍛煉我們的免疫力,這也不能說有違直覺,但我想還是會讓部分人覺得難以接受。

無論如何,人類的免疫機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認識反脆弱的視角——反脆弱性能讓你從適當的「壞事」中獲益,讓你從脆弱邁向強韌,而強韌則能讓你抵抗更多不利的環境因素。

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壞事」是有分大小的,小壞事無法起到成長的作用,而太大的壞事你可能無法承受。

了解了這些之後你會發現,當我們在評估一個人是否強大時,不應該只考慮他現在有多強韌,也應該同時考慮他的反脆弱性,因為具備反脆弱性才能讓他跟上環境的腳步,持續的變得越來越強。(我們在後面會再討論,如何才能實現反脆弱性)

但反脆弱不只出現在我們的免疫系統上,塔雷伯說,毒物興奮效應只是反脆弱的初級概念,更高層級的概念則可以體現在人類文明中的各類體系上。

其中包括商業、經濟體系。

那些殺死我的,將使他人更強壯

我們在分析時需要考慮到一個事實,即有機體不是孤立和獨立的,而是有層次和等級的。如果你用群體的眼光看問題,你就不能再將「毒物興奮效應」和「米特拉達梯式解毒法」等視為反脆弱性的特徵。

為什麼呢?我們再解釋一遍這些概念,你就可以理解了:

毒物興奮效應是反脆弱性的一個比喻,此時,有機體直接從傷害中受益;而在進化過程中,在等級鏈條上高於某個生物體的其他生物體將從前者的損壞中受益。

從外部來看,似乎是毒物興奮效應,但從內部來看,卻有贏家和輸家。這種層級是如何運作的呢?一棵樹有許多分枝,這些分枝看上去就像小樹;而大樹枝又有很多較小的分枝,看上去像更小的樹。這就是所謂「分形自相似」的體現。

很多事物都有類似的層級結構,但我們只從外部看到了頂層。細胞是由眾多細胞間的分子構成的,有機體內則由眾多細胞構成,物種又是由眾多生物體構成的。

有些物種的強化機制來自於犧牲其他物種,有機體的強化又需以某些細胞的死亡為代價,以此類推,無論最頂層還是最底層的層級,無不遵循這一規律。

舉例來說,如果你每天攝入少量的有毒物質,那麼使你機體更健康的機制就是你的系統內部的進化,即壞的(弱的)蛋白細胞被更強壯,也更年輕的細胞所取代,而更強壯的細胞將會逃過一劫(或一些類似的運作)。

當你禁食的時候,壞的蛋白質將首先被分解,並通過你自己的身體再生,這個過程被稱為細胞自噬。這是一個純粹的進化過程,自然選擇、優勝劣汰。

即使你不接受某些生物學理論(如蛋白質老化與細胞自噬),你也會相信,有機體內部的生存壓力,在有機體遭受外部壓力時,有助於其整體的改善。

以餐館業為例,單個餐館的失败能夠讓整個餐館業獲益。

假設小張在商業區A開了一家餐館,而商業區A一共有10家餐館。但由於小張所出售的食物並不好吃,而且還賣很貴,那麼這對其他9家餐館來說就是一件壞事——因為如果商業區A的競爭對手(商業區B)也擁有10家餐館,而且都很好吃又便宜,那麼商業區B就能吸引到更多的顧客,把商業區A的顧客搶過來。

這時,對較高層級的系統(商業區A)來說,如果小張的餐館失敗或倒閉的話就會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意味著其他更好的餐館可以有機會在這裡開業,商業區A的其他餐館甚至可以在小張的失敗中學習,並提升自己。

我們甚至可以再上升到另一個層級來看這一個道理——假設城市A和城市B都有10個商業區,但城市A目前的商業競爭力不及城市B,導致外國遊客更願意到城市B旅行。這時,城市A裡部分的商業區的失敗,對城市A來說會是好事,被淘汰掉的業者就有可能會換成更好的業者,其他的業者從失敗者的經驗中學習,競爭力才可能超越城市B。

以此類推,你還可以再將其上升到國家的層次,不過這裡就在此打住。總而言之,反脆弱性除了能在「個體」的身上看到之外,在更高層級的「群體」之中也能看到。

不過,並不是所有類型的失敗都能讓整體獲益的,反脆弱性會在適當的某種壞事中獲益,但不是所有程度所有種類的壞事。

例如,對個體來說,吸煙就無法讓你變得更健康。吸煙不但無法讓你從壞事中獲益,而且在一段時間後還會讓你遇上負面黑天鵝(肺癌)。

若用回上面的餐館例子為例,如果業者是因為在競爭中失敗而倒閉,那或許對整體來說是好事,但如果是因為治安不好,餐館多次被搶劫而倒閉,那對整體來說就是一件壞事,而且第一家倒閉的餐館還會增加其他餐館倒閉的風險。

舉另外一個例子,每一次飛機失事都是悲劇,但航空業卻能從單次飛機失事中增加知識,以此提升了往後其他飛機的存活率。而與航空業不同的是金融業,在金融業之中,一家銀行的倒閉卻只會增加另一家銀行倒閉的風險,金融業是脆弱的(至少美國的曾經是)。

但,為什麼金融業是脆弱的呢?

因為過度干預。

什麼使你更加脆弱

以人為例,如果你每次染上小病都立刻服用抗生素,那你就喪失了一次「鍛煉」免疫系統的機會,更糟的是,你體內的病菌可能會因你長期服用抗生素而出現抗體,變得更頑強,換言之,你變得更脆弱。

塔雷伯把遇上小病就立刻服用抗生素的行為稱為「過度干預」,而醫生成了「脆弱推手」,因為是醫生讓你吃抗生素的,是他間接的把你推向脆弱的。

事實上,歌手邁克爾·傑克遜(Michael Jackson)的私人醫生被起訴的理由就相當於過度干預,即扼殺了病人的反脆弱性(法院得花些時間才能熟悉這個概念)。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國家元首和非常富有的人雖能方便地獲取醫療保健服務,卻並不比普通人活得時間更久呢?嗯,看來這正是過度服用藥物和過度獲取醫療服務的後果。

當然,整個重點在於「過度」這一詞,如果你被車子撞飛而被送進醫院,醫生這時進行手術就不叫過度干預。

同理,如果金融業的運作也被政策過度干預、保護,久而久之金融業就會變得越來越脆弱,儘管它外表看起來還是很強韌。事實上,塔雷伯就曾在《黑天鵝效應》一書中預言金融業將會遭遇重挫,此書在2007年出版,結果在2008年就出現了「黑天鵝」,爆發了全球金融危機。

在2008年之前,金融業還處於一遍欣欣向榮、樂觀的歡呼聲之中,但這些都是另外一位「脆弱推手」——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推行了各項「消滅」經濟衰退的舉措,讓「壞事」從不出現,才會出現繁榮的假象。

不過我覺得這些其實這些脆弱推手還不是最可怕的,因為大部分時候,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脆弱推手」,稍微感覺悶就拿手機出來劃,久而久之心就無法再靜下來了;感覺嘴饞就立刻找吃的,久而久之就無法抵抗誘惑了;感覺懶惰就完全不動,久而久之就行動力下降了。還有更多的。

總之,不讓自己去面對適當的「壞事」,就不會有真正的成長,過度干預而獲得的穩定都只是在打造脆弱,最後,負面的黑天鵝會出現,只是沒有人能夠準確的預測到底是幾時而已。

那麼,我們該怎麼應對不知幾時會出現的負面黑天鵝呢?甚至反過來想,我們是否能從黑天鵝事件中獲益呢?

如何實現反脆弱性

對此,塔雷伯提出了一個非常實用的策略,不過在介紹這個策略之前,他說,最重要的第一步是先「減少不利因素」:

邁向反脆弱性的第一步就是減少不利因素,而不是增加有利因素;也就是說,通過降低自己暴露於負面「黑天鵝」事件的概率,讓反脆弱性順其自然地發揮作用。降低脆弱性不是可有可無的選擇,而是一種強制性要求。

一個郵包不會在惡劣的環境中破碎之後,又在恢復適當條件時自我修復。脆弱性與齒輪不可逆轉的特徵類似,其造成的損害也是不可逆的。

這裡的「減少不利因素」指的是減少後果嚴重的「大壞事」(負面黑天鵝)的發生,而不是消滅「壞事」。

如果一個賭徒最終面臨爆倉(失去贏得的一切)的風險,那麼其策略的「潛在回報」就是無關緊要的。

多年前,一所大學的研究員對我吹噓說,他們捐贈基金的收益率約為20%,但他並沒有意識到,這些回報率是脆弱性的,很容易變成災難性的損失,果然,某年因為經濟不景氣,他們所有的帳面收益都化為烏有,甚至危及了大學的日常運轉。

換句話說,如果某個事物是脆弱性的,那麼它破碎的風險會導致你做的任何旨在改善它的工作都變得無關緊要,除非你先降低其破碎的風險。

對一架墜機風險很高的飛機來說,「速度」多少毫無意義,因為我們知道它有可能無法到達目的地。

如果你是一只貓,那你最好先搬離有許多狗居住的地方,而不是先磨利自己的爪子;如果你已經看出你所處的職業、行業是脆弱的,那你要做的應該是先轉行,而不是繼續鍛煉自己在那一方面的能力。

除此之外,你還需要認識一下槓鈴策略(barbell strategy)。

簡單來說,槓鈴策略是一種同時採取兩種極端的策略,一端非常保守,一端非常激進,沒有中間的溫和地帶,所以才叫做槓鈴策略:

讓我們從普通金融學中舉個例子,普通金融學是最容易解釋的,但也是被誤解最多的。

如果你的90%的資金以現金形式持有(假設你不會受通貨膨脹的影響),或以所謂的「保值貨幣」儲存起來,而剩下10%的資金則投資于風險很高或者說極高的證券,那麼你的損失不可能超過10%,而你的收益是沒有上限的(亦即可達數百倍,甚至以上)。

如果某個人將100%的資金都投入所謂的「中等」風險的證券,那麼他很可能由於計算錯誤而承受毀滅性的風險。因此,槓鈴策略彌補了罕見事件的風險不可計量且易受錯誤估計影響的問題,也就是說,金融槓鈴策略的最大損失是已知的。

反脆弱性是積極主動加上保守偏執的組合——消除不利因素,保護自己免受極端傷害,同時讓有利因素或正面的「黑天鵝」順其自然地發揮效用。

槓鈴策略可以指任何由截然不同的兩類方案組成,並且擯棄了模棱兩可的中間路線的策略,它往往會形成一種有利的不對稱性。

這讓我想起了螞蟻的生存策略也與這一策略很相似,一個螞蟻窩裡大部分的螞蟻都會很勤勞的尋找、搬運食物,只有一小部分的「懶螞蟻」是不工作,只會到處亂跑的。這時,如果你切斷這螞蟻窩原有的食物來源,你會發現勤勞的螞蟻統統都不知所措了,而懶螞蟻就會在這時挺身而出,帶領大家到它們之前「到處亂跑」時發現的食物源。

如果螞蟻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一樣的話,那麼在這個食物源被切斷(負面黑天鵝)的事件發生時,看似強韌的大多數勤奮螞蟻(有穩定工作)會忽然失業,懶螞蟻就能因為知道別的螞蟻不知道的食物源而大幅獲益了。懶螞蟻所做的「高風險投資」對整個螞蟻窩來說,是有巨大價值的。

事實上,塔雷伯就是因為負面黑天鵝事件(1987年的股災,傳說中的黑色星期一)而獲得財富自由的,對這故事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這裡

另外,槓鈴策略也提供了「人類應該進行太空探索」一個合理支持——大部分的資源應該花在地球,但一小部分的資源應該花在太空探索上,雖然這一選擇充滿了風險和不確定性,但其帶來的損失卻是極其有限的,而我們在探索太空中找到的回報(適宜居住的星球、科學突破)卻可能是無限的。

目前我們身處的地球雖然還算穩定,但我們並不知道負面黑天鵝(核戰爭和地球氣候變遷)會幾時會出現,如果能在它出現之前找到適合居住的星球,那對人類來說當然是好事。

除了投資和太空探索之外,在日常生活上也有許多槓鈴策略的運用:

讓我們以文學作家為例,這是所有職業中最無法妥協的、最具投機性的、要求最高、風險最大的職業。法國文學作家和其他歐洲文學作家都有一個傳統,就是謀一份閒職,比如最無職業壓力的公務員,不需要動多少腦筋,但工作很穩定,這種低風險的工作在你離開辦公室之後就不會再想起,所以下班後,這些作家就利用業餘時間寫作,根據自己的標準寫任何他們想寫的東西。

職業也是可以分階段的:先做非常安全的工作,隨後從事投機性較強的工作。我的一位朋友就曾為自己找了一份非常安全的工作——圖書編輯,他也被認為是一名非常優秀的編輯人員。然後,在工作了10年之後,他離職從事一個投機性很強、風險很高的職業。這也是切切實實的槓鈴模式:如果他投機失敗,或無法實現預期的滿意度,他完全可以回歸老本行。

如果我不得不上班的話,我認為最可取的(痛苦也較少的)就是高強度地工作一段非常短的時間,然後什麼都不做(假設什麼都不做,就是真正意義上的什麼都不做),直到我完全恢復,並期待重來一次,而不是像日本人那樣從事那種低強度、無休止、缺乏睡眠保證的、乏味的工作。

事實上,喬治·西姆農,這位20世紀最多產的作家之一,一年只有60天的時間用來寫作,其餘300天則「什麼都不做」。但是,他出版的小說超過200本。

這其實和健身中常用的訓練模式是一樣的,先做上一段高強度、能突破自身記錄的訓練,然後讓身體充分休息至到復原,接著再次挑戰更高一點的難度——要么做難的,要么不做。

為什麼?

因為舒適、低強度的運動只是浪費時間,你花費30分鐘步行而獲得的肌肉成長,可能比不上你5分鐘的高速衝刺,卻要花上更多的時間。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小痛苦(壞事)無法激發成長的作用,足夠強度的痛苦(壞事)才能使人成長。

槓鈴模式的另一個用途是在商業上,以谷歌為例子,谷歌有90%以上的盈利都來自於廣告,但谷歌並沒有把資源都用於創造更多的廣告盈利,而是致力於開發各類大膽前沿的新科技(亦即高風險),其所涉及的項目和領域可謂包羅萬有。這些項目開發所蒙受的損失對谷歌來說是有限的,但如果其中一項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那谷歌就能獲得巨大利益了。

以此看來,萬一未來有個新技術能取代谷歌搜索(負面黑天鵝),那搞不好也是谷歌自己開發的呢(正面黑天鵝)。

另一個槓鈴策略帶來的好處,是你將獲得更多的冗餘和選擇權。

以前面提到的作家為例,一次性高強度的工作,把接下來一年的工作都做了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他會有大量的時間冗餘,時間冗餘又代表了選擇權(自由),他可以利用這些時間來做其他相對保守的生意,而且選擇的可以是那些他喜歡的生意,而不是不喜歡的生意,這時,就算政府忽然封殺他的作品,他也可以生存下去。

關於時間冗餘這一點,我在《稀缺》的解讀裡提到了缺失冗餘(餘閒)會造成什麼後果,這樣想起來,槓鈴策略或許也可以用來終結稀缺帶來的惡性循環。

反脆弱可以為你提供一個很好用的思維,能用以觀察人事物的運作,也可以用來反思日常生活的決策。反脆弱可以被很廣泛的使用,這裡只提其中一個我認為比較有趣的例子:

我一般都不會嘗試說服我的朋友,哪怕我認為他的決定錯了——原因很簡單,因為如果你說服不了他,他的錯誤信念會反被加強,無論你提供的證據有多正確。心理學家有一個術語專門形容這種現象,其稱為「逆火效應」(Backfire effect),維基百科對其的描述如以下:

遇上與自身信念牴觸的觀點或證據時,除非它們足以完全摧毀原信念,否則會忽略或反駁它們,原信念反而更加強化。

信念其實就是一種具有高度反脆弱性的觀念,無論是好信念還是壞信念都是如此。如果你貿然侵犯它,就只會讓其成長。在這一篇文章中的理論也展示了人的心智裡有一種反脆弱性。

但,難道明知朋友要犯錯了,也不去勸說他嗎?

你當然可以選擇勸說,但我的經驗是,只有在時機非常正確的時候,勸說才會有效。而很可惜的是,這個時機往往是在他感到迷惘時,或者在他失敗之後感到低落時,才出現。

另外一個方法是,讓一個(或多個)他非常信任的人向他勸說,這或許有用。

反脆弱在生活中的運用還有很多,它可以被用來描述很多人事物的反應特徵,也正是因為如此——

嘗試讓自己去發現生活中的各種反脆弱,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認識人性、世界的視角。

寫完這篇文章後,我讓我的一位朋友審閱一番,他的第一個回應是:「那些殺不死我的,將使我成長…這有點雞湯味哦。」

「因為寫雞湯的人也注意到了反脆弱。」

「那麼你這篇算不算是雞湯文?」

「應該算是相對嚴謹的雞湯文。」

「是啊,一般的雞湯文才沒有你那麼囉嗦。」

「…」

「要不你的標題就叫做『囉嗦的雞湯文』?」

「祝你遇上壞事。」

請朋友們一起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