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什麼時候該相信直覺?

一個人的直覺是否可信呢?

我猜,有些人會斬釘截鐵的給予肯定,或否定。但大多數人會支支吾吾,不置可否。

因為直覺這東西,有時很靈,有時則不靈。

我們曾討論過直覺不靈,直覺會產生認知偏誤的時候,會帶來糟糕的決策,錯誤百出。

但直覺也有很靈的時候,在這些時候,直覺會帶來快速且準確的決策——它能幫助消防員快速的判斷火災現場的火勢,也能幫助數學家「感覺到」數學公式出了問題,更能夠幫助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感應到」他人的情緒波動、意圖。

因此,一個合理的問題不是「直覺是否可信?」,直覺肯定有其可信的時候。

合理的問題是:「我們什麼時候該相信直覺?」

這個星期解讀的書就叫《直覺》(台版《半秒直覺》,已絕版),作者是著名心理學家捷爾德.蓋格瑞澤(Gerd Gigerenzer),馬克斯·普朗克人類發展研究院總監。

蓋格瑞澤在此書的觀點是,心理學家過分崇尚、高估了理性思考,而過分低估了直覺的重要性及其用處——由於直覺通常無法很好的處理邏輯問題,直覺通常不根據事實推理。

例如,樂觀的人在看「半杯水」時,會直覺的產生「我還有半杯水」的樂觀心態,於是高興的飲用了這半杯水。

而悲觀的人看「半杯水」時,則會直覺的產生「我只剩半杯水」的悲觀心態,於是不捨得飲用這半杯水。

但從數學邏輯上看來,半杯水就是半杯水,哪有什麼悲觀和樂觀之分?

由此可見,心態的不同而產生了不同的決策,其實就等同於「不根據邏輯、事實推理」所產生的決策。

這看起來像是種「缺陷」。

但實際上,直覺「不是透過邏輯推理」這一特點,並無法說明直覺是種「缺陷」。

螞蟻也無法處理複雜的邏輯問題,螞蟻也並不複雜,而且行為很簡單,但這並不妨礙它們在複雜的世界裡,在長期的自然演化競爭中不被淘汰——這可是一項很了不起的成就,也說明了螞蟻無需推理邏輯,也已足夠強大。

那麼,人類直覺的強大之處又在哪裡呢?

瞬間決斷

書中提到一個有趣的案例:

丹·霍蘭(Dan Horan)是一名員警,儘管從事這行多年,但是仍然充滿了激情。他蹲守在洛杉磯國際機場,尋找毒販的蹤跡。毒販們帶著成千上萬美元現金到達洛杉磯國際機場,然後轉飛到美國的各個城市,將買來的毒品分發出去。

一個夏天的夜晚,機場的候機大廳內擠滿了準備登機和接機的人,霍蘭就在擁擠的人群中走動,尋找可疑人員。他穿著短褲和POLO衫,POLO衫的開口設計剛好讓衣服的下擺遮住他的手槍、手銬和對講機。沒有經驗的人絲毫察覺不出他是一名員警。

忽然,一個女人出現在他的視線裡,她從紐約甘迺迪機場來,身後拖著一個黑色拉杆箱,箱子的顏色是當下最流行的。她不但經驗豐富而且非常謹慎,她剛走出出口20步就與霍蘭四目相對。那一瞬間,兩人都隱隱覺察到了對方來機場的目的,而且他們的直覺都是對的。

霍蘭並沒有跟著她走下電梯,而是用對講機通知他那等在候機廳裡的搭檔。從外表上看,霍蘭和他的搭檔相差甚大。霍蘭才四十出頭,鬍子刮得很乾淨,而他的搭檔已經五十好幾了,而且還留著鬍子。

然而,當那個女人穿過旋轉門朝托運行李處走去時,仍然不到十秒就從人群中發現了霍蘭的搭檔,並識破了他的身份。

那個女人走出候機廳時,外面停著一輛福特探險家,一個男人從車上下來,走向她。那女人和他簡單說了幾句,似乎是提醒他有人在監視,然後轉過身去。接著,那個男人回到車裡,隨即開車走了,只剩她一個人面對員警。

這時,霍蘭的搭檔走到那個女人跟前,出示了警官證,然後檢查她的機票。她盡力微笑,還一邊與員警閒聊,以掩飾自己的不安;可是,當員警問及她箱子裡裝的東西時,她作出一副被欺辱的樣子,不同意搜查她的行李。

由於她反應強烈,員警給她拷上了手銬,幾分鐘後,警犬在她的箱子裡發現了毒品。法官下達搜查令後,員警打開箱子,發現裡面有二十萬美元現金。據那個女人交待,這些錢是用來購買大麻,然後運到紐約出售的。

霍蘭是如何憑藉直覺從幾百人中認出這個女人的?他也不知道。他能在人群中發現她,卻說不出她到底有什麼可疑的地方。

他是如何從她的外表上判斷出她就是毒販的?霍蘭也是一頭霧水。

國際象棋大師、職業棒球運動員、獲獎作家和作曲家就說不清自己是如何完成工作的。許多技能是不能用語言描述的。

你可能也有過這樣的一種體驗——當你在某一領域裡經歷了長期的訓練後,你會發展出某種常人沒有的直覺。

這樣的例子可以說是多不勝數,警察可以在茫茫人海中瞬間判斷出可疑人士,並最終將其逮捕;一個專業賽車手也可以在高速行駛中做恰當的決策;一個出色的歌手可以隨時即興發揮;一位專業的高爾夫球手能憑直覺打出好球。

但有一個問題是,如果給予這些人更多的思考時間,而無需他們急促的做出決定/反應,他們是否可以做出更好的決策呢?

當個體擁有更多的時間去思考時,他們是否能夠做出更好的決策呢?

在一項實驗中,分別將高爾夫球高手和「菜鳥」放在兩種情況下進行研究:一種情況是在3秒內完成擊球,第二種情況是完全不加時間限制。如前面所說,在時間的壓力下,新手的表現要差一些,進球也要少一些。可令人吃驚的是,高手們在有時間限制的情況下反而進球更多。

在第二個實驗中,有時提醒球員集中注意力在自己的動作上,有時任球員被無關緊要的任務干擾(比如去聽磁帶錄音的旋律)。如人們所預期的,新手們在集中注意力時的表現比分心後的表現好。

而高手們則恰恰相反,當他們集中注意力在自己的動作上時,表現反而更差;當他們分散注意力時,表現卻更好。

我們如何解釋這明顯的悖論呢?

高手們的技能由我們大腦中的無意識部分實施,有意識的思考反而會成為干擾因素。設定時間限制是一種不讓人們把思維集中在揮杆上的方法,提供干擾任務同樣如此。既然我們意識層面的注意力只能放在一件事情上,就放在干擾任務上好了,不要讓它影響我們的揮杆。

這一現象並不僅限於高爾夫球運動,在手球運動的研究上,也出現類似的結論。

我們都知道,豐富的經驗可以導出更好的決策、反應,這很好理解。

讓人感到驚訝的是,對經驗豐富的人來說「刻意思考」或「三思而後行」竟然會導致更壞的決策,讓自己快速的做出判斷,反而會得到更好的結果;相反,沒經驗的菜鳥則應該用上更多的時間來思考,這樣才能夠得出更好的結果。

而從這裡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

當我們身處於自身具有豐富經驗的領域裡時,應該相信自身的直覺,而不是刻意思考。

但必須注意的是,這並不是普遍適用的通則,而是在那些規則不會有太大改變的領域裡是如此,例如,各類運動、棋類、數學題、認出嫌疑人(人能夠擁有的情緒種類和反應是相對固定的)。這些領域的規則通常不變,因此你在這些領域裡所累積的經驗,不大會因為新規則的出現而失效。

我們曾在《實力、運氣與成功》裡也談到,在不確定性高的領域裡,經驗是起不到太大作用的。例如,買彩票這一項活動就不會因為你很有經驗而更可能中獎。長期買彩票的經驗或許能讓你形成「買彩票的直覺」,但這一直覺肯定無用。

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投資領域裡也是如此,統計顯示,有經驗的交易員的表現,通常和「大猩猩丟飛鏢選股票」的表現差不多——沒有技術可言,績效多數來自運氣使然。

《直覺》這本書也提到了投資領域,但作者蓋格瑞澤進一步認為,在投資領域裡的經驗不單只無效,甚至是有害的。

而一定程度的無知卻能夠幫助決策。

少就是多

2000年,《資本》雜誌舉行了一場選股比賽。包括主編在內的1萬多人參加了比賽。此前,編輯已經列出如下規則:在50種國際互聯網股票內隨意買賣,為期6周,獲取最高利潤者為勝。很多參賽者試圖獲取更多關於這些股票的資訊和內情,另一些人則運用高速電腦選擇正確的投資組合。

在所有參賽的投資組合中,有一組別具一格。這一組合是在「集體無知」的規則下建構的,沒有專家的知識,也沒有好用的軟體,我和經濟學家安德里亞斯·奧特曼(Andreas Ortmann)都主張這種方法。

我們找了一些對股票一知半解、甚至都沒聽說過那50種股票的人。在柏林,我們隨機詢問了100位路人,男女各50人,問他們會選以上哪種股票。我們就名字最常見的10種股票列出了一個投資組合,並以「買入—持有」的方式遞上這個方案參與比賽,也就是說,自買入後,它就不能再變動。我們遭遇了熊市,這可不是個好消息。

不過,我們這個基於集體直覺的股票組合上漲了2.5個百分點。《資本》雜誌的主編是投資行家,他懂的比100名路人的股票知識加起來還多,但是他的投資組合卻下跌了18.5個百分點。集體識別投資組合上漲的百分點超過了88%的參賽者,並優於《資本》雜誌所設定的各種參數指標。

作為對照,我們還就最不為人所知的10種股票列了一個低直覺組合,它和主編的組合一樣糟糕。第二次研究的結果也大同小異,在這次研究中,我們仍然進行了性別的區分。

有趣的是,女人知道的股票較少,然而,她們憑直覺選出的投資組合賺的錢卻比男人多。這一發現印證了之前的研究:女人的財務知識不怎麼樣,可她們的直覺更好。在這兩項研究中,適當的無知比豐富的知識更有用。

在面對不確定性高領域時,為什麼「適當的無知」可以比「充足的知識」更強呢?

以下是我的理解:

假設你是一位股票交易員,你在日常中獲取大量的股票資訊,那麼在判斷哪一個股票會上漲時,你就會考慮你手中的大量資訊,你會考慮好幾個、甚至十幾個不同的因素,逐個推理,然後再做出決定。

但由於市場是充滿不確定性的,因此所有的推理都必然存在一定的誤差/錯誤,因此你每次根據新資訊來調整你的決策時,你就是在增添著你決策中的誤差。你考慮到的因素越多,誤差就越大。

相反,由於「適當的無知者」通常只用一兩個資訊進行簡單的直覺推理,例如:「我聽過這個公司名字,所以這股票應該很出名、很多人支持」。

因此就算這推理並不完美,但至少這樣的推理過程並不會進一步讓你的決策出現更多的誤差。

換言之,在面對不確定性高的領域裡,「適當的無知者」做出的直覺判斷並沒有更強,他們只是少犯錯而已。相反,是投資專家自己想多錯多,犯下太多的錯誤。

如果投資專家也使用「適當的無知者」的推理方法,亦即單純的從一兩個重要的資訊中做出直覺推理,那麼投資專家或許就不會敗下陣來。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蓋格瑞澤在此書似乎忽略了一點——不是所有人在擁有豐富的知識和資訊時,都會用同一套方式進行推理。我們已經討論過,透過學習理性知識,用不同的方式來思考,是可以增進預測未來的準確率的。

但本文是談直覺的,所以我們還是回到直覺這一主題上——

有一種情況是直覺思考,是勝於理性思考的。

滿意就好

蓋格瑞澤在書中講了一個思想實驗:

到了2525年,工程師們終於成功製造了像人類一樣的機器人,它們像人類一樣活動,甚至可以繁殖。他們製造了一萬個不同種類的機器人,而且全都是女的。此外,他們還成立了一個研究小組,專門負責制造男機器人,並使其具有尋找好配偶、建立家庭和照顧小機器人的能力。

他們把這批機器人叫做第一代完美主義者,簡稱M-1。被程式化的機器人要找到最好的配偶,就得找出一千個符合目標(年齡比自己小)的女機器人。他觀察這些女性機器人所具有的五百種不同的特徵,比如能量消耗、計算速度和結構彈性。

遺憾的是,這些女機器人的個人特徵值並沒有寫在臉上;有的甚至為了捉弄M-1而將她們的特徵值隱藏起來。於是,他不得不從行為樣本中推斷出這些特徵值。三個月後,他成功獲得了每位元女機器人的記憶容量,這是他測量的第一種特徵。

然後,研究小組迅速計算了M-1選出最佳伴侶的所需時間,遺憾的是,到那時這個小組的成員都已不在人世——那個最佳配偶也已不在了。M-1下不了決心,這讓那一千個女機器人感到不安;當他開始測量第二項特徵——編號時,她們取出他的電池,把他扔進了廢料場。

小組成員們又回到繪圖板前,他們設計出M-2,因為進一步收集資訊的成本超過了收益,所以他只關注最重要的特徵,不去挖掘更多資訊。三個月後,M-2又重走了M-1的老路,甚至為了判斷哪些東西該忽略而去計算每一種特徵的效益與成本。於是,那些等得不耐煩的女機器人扯掉了他的線,也把他淘汰了。

研究小組這下相信了這則諺語:「要求太高反難成功。」於是他們又設計出G-1,G-1尋找配偶的目標是,只要她足夠好就行了。G-1的身上設定了一個期望水準。當他遇到第一個達到期望水準的女性時,他就會向她求婚——剩下的都不管了。

為確保他的期望水準不至於太高,他身上還安裝了一個反饋回路,如果長時間內都沒有女性滿足他的期望,他就會降低期望水準。G-1對一開始遇到的六個機器人都不感興趣,可後來,他向第七個機器人求婚了。因為沒得選擇,所以她答應了。三個月後,皆大歡喜,G-1結婚了,還有了兩個小寶寶。

然而,在寫總結報告時,研究小組發現,G-1卻因為另外一個機器人離開了他的妻子。在他的大腦中,沒有什麼能阻止他尋找自認為更好的選擇。其中一位研究成員稱,M-1永遠不會離開他的妻子,因為一開始他就選擇了最好的。另一位研究成員補充道,確實是這樣,可G-1至少有過一個妻子。該小組就這個問題討論了一段時間,然後設計出了GE-1。

就像G-1一樣,GE-1會因為找到一個不錯的妻子而高興,可是,他身上還多安裝了一種情感膠,當他遇到一個不錯的機器人時,情感膠就會釋放出來,每當他們進行身體接觸,情感膠就會將他們的情感黏得更緊。

為確保萬無一失,他們還在他的大腦中植入了另一種情感膠,他每一次與孩子進行身體接觸時,情感膠也會將他們的情感黏得更緊。和G-1一樣,GE-1很快就向女機器人求婚,然後結婚,生下三個孩子。

研究小組完成報告時,他仍和家人在一起。他或許有些黏人,但很可靠。從此以後,GE-1機器人就征服了整個地球。在這則寓言中,M-1想找到最好的,他失敗了,M-2也一樣,他們的時間都不夠。

G-1很快作出了不錯的選擇,可是很快又放棄了這個選擇。然而,愛的能力,也就是情感膠,提供了一種有力的阻止原則,結束了GE-1對配偶的額外尋找,強化了他對愛人的承諾。

讓我們想想,在現實世界中,尋找最佳伴侶會怎樣在個體的驕傲和榮譽之間造成衝突。天文學家約翰尼斯·開普勒(Johannes Kepler)身材矮小,身體虛弱,還是一個窮傭兵的兒子。

可是,因為有了驚人的發現,他被認為是一個好的結婚物件。1611年,在第一段不幸的包辦婚姻後,開普勒開始系統性地尋找第二任妻子。不像芭芭拉·布希那樣,他兩年內就尋找了十一個待定人選。

朋友們催他娶第四個候選人,那是一個有著不俗社會地位和誘人嫁妝的女人,可他仍堅持繼續尋找。

最後,這位合適人選因感覺受到了侮辱而拒絕了他。

在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中,理性人通常都是完美主義者,他們會採取「最優原則」的策略,會在獲取並權衡所有資訊後再計算出最優選擇。

但在現實世界中,你要獲取和計算多少的資訊,就要付出多少相應的成本,你需要付出時間、金錢與精力去獲取資訊,因此採取「最優原則」的策略往往會得不償失。

相比之下,讓自己僅憑直覺做出「滿意原則」的策略,則大量了節省了篩選與挖掘資訊的成本,而且確保了起碼的「收益」——至少能確保你找到伴侶。

我們曾在《快思慢想》的解讀中談到,人的其中一個非理性行為就是源自於「憑少量資訊做出過度自信的決策」,例如,你的女友發現你和某個美女通信,就立刻對你起疑心,推斷出你「已經出軌了」這一結論,於是她生氣你,和你攤牌。

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將這種現象總結為一句話:亦即 What you see is all there is(簡稱 WYSIATI),翻譯是「所見即所有」或「你以為你看見了所有」。

有時候,WYSIATI 的確可能會造成極大的錯誤決策,但從演化的角度看來,任何事情在等到「完全確定」後再行動,反而是極其危險的——當原始人在森林中漫步時聽到怪聲,他應該立刻提高警惕,而不是等到野獸撲面而來時才做出反應。

同理,當你的女友發現你和某個美女通信時,立刻提高警惕、開始防範的確是個不錯的選擇,至少她不用等到你真的出軌了之後才做出反應,那時已經太遲了。

再換一個例子來看也是如此,你在經營一家公司,公司目前的運作良好,收入穩定,但忽然有一天,你從新聞中閱讀了外國的某家公司倒閉的故事,你忽然直覺的意識到,自己的公司很快有一天也會有此下場,儘管那則故事與你沒有太大的關係,你還是決定想辦法做些什麼,重新思考公司的運作方式,以降低自己面臨相似下場概率。

儘管這一直覺做出的決定背後,並沒有什麼實際的根據,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你的公司就快倒閉,但這一直覺所帶出來的效果,的確可能幫助你的公司更好的生存下來。

從這一角度看來我們會發現,我們的大腦並不需要理會什麼是客觀正確,僅憑少量資訊就直覺地做出決策,才是一種更理性、實際的生存策略。

所以,我們應該更多的相信直覺,少點思考,永不追求最優,對嗎?

當然不是。

你當然不要過分要求自己找到最好的,不要要求事事完美,但你應該在某系方面進行理性的思考,思考自己要如何盡可能的更好、更優。

以找伴侶為例,你與一個感到滿意的伴侶結為夫妻之後,你發現你們經常吵架,這吵架當然不是理性思考後得出的決定——吵架的根源通常也來自直覺,你一言我一語就吵了起來。那麼這時你應該憑直覺做出「以牙還牙」的反應,將關係進一步鬧得更糟糕嗎?

當然不是,你應該跳出直覺反應,你應該理性的思考如何增進夫妻的關係,思考如何解決你們的問題,你甚至應該找到相應的知識來解決問題,不讓關係惡化下去。

換言之,更好的策略是在「滿意原則」之上,在做出滿意的選擇後,再逐步加入改進,這改進通常是其他只能做出直覺反應的動物並不具備的,是需要收集一定的資訊與知識才能完成的。我稱之為「滿意—更優原則」。

每個人的大腦裡都有直覺,有計算思考,也有反思理性。心理學家將它們稱為系統一、系統二和系統三。

理所當然的,我們要做的不是只選擇其中一個來使用,不是在任何情況都只用一種,

而是要混合著使用,要全都用上,還要用在對的地方上。

總的來說,個體所處的領域不同、情景不同、經驗不同,直覺帶來的決策品質就會不一樣。

因此,對於「我們什麼時候該相信直覺?」這一問題,可以提供的參考只能籠統的概括為:

a)在時間、資源有限時。

b)在自身經驗豐富、且領域不太會變化時。

c)當你的刻意思考誤差太大時(當你透過沉思得出的決策表現很糟糕時)。

d)其實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絕大多數的決策都是出自於直覺地,因此,在大多數時候都選擇相信直覺是無可避免的。

當你可以採取「滿意原則」時,就選擇當下覺得滿意的那個選擇吧。

可以的話,只在需要特別努力的地方,採取「滿意—更優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