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亂,作為一種實力的體現

世界是始終充滿「不確定性」的,而不確定性的另一個形容詞就叫做「混亂」。

因此,一個人若擁有駕馭、應對混亂的能力,其實就相等於擁有應對世界的能力。

這個星期要解讀的是《不整理的人生魔法:亂有道理的!》(英文版叫 Messy),作者是經濟學家提姆.哈福特(Tim Harford)是個暢銷作家,曾寫過《親愛的臥底經濟學家》,你可能有看過他的書。

大眾通常會認為「混亂」是不好的,反之的「整齊」則是好的。我們所受到的教育告訴我們,把東西(無論什麼東西)收拾得整齊,擺放得井井有條,那就是一種美德。

而且許多人會認為,這種美德對我們的人生有莫大的幫助,能潛移默化的影響我們的做事方式,會讓人更規律、有序、穩定,不少人把「整齊」與成功劃上等號。

至少,身為美國國父之一的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同時也是百元美鈔上的肖像主人)就是這麼認為的:

1726年,年輕的印刷商富蘭克林從倫敦搭船,前往費城。他在漫長的航程中想到一個點子,也就是用筆記本記錄的方式來改善自我。他希望自己能具有節儉、勤勞、真誠、乾淨等十三種美德。他計劃每週專注於一種美德的改善,養成好習慣,經過十三個星期之後,再從頭開始,如此周而復始,不斷精進。

每天,他都會反省自己所做的事,如達不到,就在筆記本劃上一個黑點。他就這樣每天檢討、記錄,數十年如一日。五十九年後,他在寫回憶錄時,用不少篇幅描述他的美德日記,更加肯定這種做法使他養成良好的習慣。

富蘭克林擁有雄心壯志,他的美德日記確實使他成為更好的人:筆記本上的黑點一開始很多,漸漸變得愈來愈少。這不足為奇,畢竟他不管下定決心做什麼,都會貫徹到底。

他終究成為史上最有名、最多才多藝的人:他發明了遠近兩用的雙焦點眼鏡、避雷針和可彎曲的導尿管;他是美國第一任郵政署長,曾任駐法大使和賓州州長;美國獨立宣言的文件也是由他簽署的。

但這個偉人卻有一個缺點一直改不了。

在富蘭克林訂立的美德目標當中,第三種就是秩序:東西要放在一定的地方,養成物歸原位的好習慣,每日按照既定計畫行事。

儘管這個目標看來簡單,富蘭克林卻老是做不好。他在回憶錄中感嘆道:「為了秩序,我實在傷透腦筋,不知怎樣才會進步。我就是改不了這個壞習慣,幾乎想要放棄了。」

富蘭克林所言並不誇張。一個學者寫道:「去他家拜訪過的人,都很驚訝,他竟然把重要文件到處亂放,有的在桌上,有的在地板上。」富蘭克林的日記和家裡都亂七八糟,即使他是有史以來最有決心的人,努力了六十個年頭,最後還是心灰意冷。

儘管如此,他仍相信,整潔與有序是最可貴的美德:如果他能改掉這個缺點,就能更令人景仰、更成功,也更有成就。

富蘭克林認為,讓自己有秩序、整齊的擺放物品就能更成功。

但作者哈福特提出質疑,事實真的是這樣嗎?他說道:

富蘭克林顯然是在欺騙自己。他的人生已經夠豐富了,很難相信他要是能把文件、資料整理好,人生就能更成功。他會犯這樣的錯誤,不足為奇。

我們都具有想要整潔的想法,本能的欣賞秩序,認為雜亂不可能會帶來任何好處,甚至以為亂本身就是不好的。

那麼,混亂有什麼好的?

這正是此書想討論的東西,當然,這裡的「混亂」指的不只是「文件沒有整理好」,而是更廣義的混亂——無法量化、不能協調、臨時生變、不完美、不一致、不確定、不可控、不熟悉、隨機、模糊難辨、意見分歧等等的混亂形式。

我們先來談談混亂對思考有何影響。

混亂,作為一種增進思考的材料

先看看書中提到的一些有趣的研究:

哈佛大學研究人員卡森(Shelley Carson)等人以一群哈佛大學學生為受試者,測量他們過濾不必要訊息刺激的能力(亦即執行控制力)。例如你在一間客人很多、很吵的餐廳和人交談,如果你能過濾周遭的噪音,專心談話,你的注意力過濾機制則算是不錯。

研究人員發現,有些學生的注意力過濾機制比較差,他們的思考很容易被周遭的聲音和看到的東西打斷。

你或許以為這是個缺點,但研究人員發現另一個有趣的現象,這些注意力過濾機制比較差的人事實上比較有創意,他們之中有多位很早就顯現才華,例如已發行過第一張專輯唱片、出版了第一本小說、曾製作被全國性大報讚揚的表演節目,甚至已擁有專利等

這項研究發現這種極有創造力的學生共有25人,而其中有22人是屬於注意力過濾機制比較弱的。

密西根大學的懷特(Holly White)與曼菲斯大學的夏哈(Priti Shah)進一步研究,也有類似發現。

他們是以注意力失調過動症(ADHD)嚴重到必須就醫的成人為研究對象。這些人就像卡森研究中的注意力過濾機制較弱的學生一樣,不但在實驗室中表現的創造力要比一般人來得強,在現實生活中也是如此。

即使他們非常容易分心,然而才華洋溢,如已發行第一張專輯唱片、詩作曾刊登在《紐約客》,或是劇作已在百老匯演出。

當然,這些人並非沒有專注力,否則不可能完成傑出專輯或劇本,也寫不出詩了。

這與我們的常識是相違背的,一般我們都會認為分心是一件大壞事,但這些研究卻發現,分心與創造力有著一定的相關。

心理學家也曾以一般人為對象研究分心的問題。心理學家尼密斯(Charlan Nemeth)和關(Julianne Kwan)要受試者兩人一組看幻燈片,有些片子是淺藍的,有些則是淺綠的,然後要他們大聲說出藍或綠。

在這個實驗中,研究人員特別在每一組安排一個自己人,要此人故意答錯,例如幻燈片明明是藍的,卻說是綠的,以擾亂同一組的人。

接著,研究人員要不知情的受試者自由聯想跟「綠」和「藍」有關的字眼,像是「天空」、「海洋」、「眼珠子」。結果發現,容易被混亂訊息干擾的受試者,字詞聯想表現較有創意,如「爵士」、「火焰」、「色情」、「悲傷」、「畢卡索」。

顯然,干擾可能激發創意,讓創意泉湧。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神經學家霍華德-瓊斯(Paul HowardJones)帶領的研究團隊進行了另一個實驗。

研究人員給受試者看一組字詞(共有三個),要求他們利用這三個字說出一個簡短的故事。有人分配到的三個字詞有明顯的關聯,如「牙齒、牙刷、牙醫」,或是「汽車、駕駛、馬路」,有些字詞乍看之下一點關聯都沒有,如「母牛、活力、星星」或「香瓜、書、打雷」。

研究人員發現,愈隨機、隱晦、困難的字詞組合,愈能夠刺激受試者說出精采的故事。

這些研究統統指向一個事實——一定程度的混亂(隨機的干擾)能提升人們的創造力。當個體受到干擾時,思緒會變得比較亂(分心),但卻也提高了個體的創造力。

但其實早就有人發現了這一事實,還利用這一點創造了一種激發創意的工作策略,並以這個策略打造了許多的經典作品。

這一策略由著名的音樂製作人布萊恩.伊諾(Brian Eno)提出,這策略能幫助音樂家突破創作瓶頸,他稱之為「迂迴策略」(Oblique Strategies)。

這一策略很簡單,他把大約一百種的隨機指令寫在卡片上,讓音樂家在創作音樂遇到瓶頸時抽卡,然後按照這些指令去執行:

傳奇歌手大衛.鮑伊(David Bowie)和帕普(Iggy Pop)在1976年找上了伊諾,邀請他製作新專輯。

錄製過程中,每當他們碰到瓶頸,伊諾就會把這副牌拿出來,發給每個樂手一張,上面有許多異想天開的指令,要他們在錄音時照著做。例如:在錄製「房客」的時候,阿洛馬(Carlos Alomar)拿到的牌叫他打鼓,但他可是世界頂尖的吉他手。

這就是伊諾「迂迴策略」中的一招,然而有必要這樣搞嗎?還有一次,伊諾站在黑板旁,黑板上寫著許多和弦,他隨便指一個,樂手就得彈奏出那個和弦,大家就這樣一個接一個彈奏下去。

這種紙牌遊戲把所有樂手都逼瘋了,伊諾應該不意外他們會有這樣的反應。他們在為伊諾錄製較早的一張專輯「另類綠種」之時,伊諾要鼓手菲爾.柯林斯在錄音室亂扔啤酒罐—他可是來自前衛搖滾團體創世紀樂團的超級巨星。

伊諾帶大家進行和弦實驗時,阿洛馬忍不住開炮了:「這是什麼鬼實驗!」提琴手豪斯(Simon House)說道:「那種和弦組合聽起來很可怕。難怪阿洛馬受不了,畢竟他是個非常有才華的專業吉他手,如何能強迫自己去彈那種亂七八糟的東西。」

奇妙的是,這種怪異、混亂的工作過程卻生成兩張七十年代最受好評的專輯——「低迷」和「英雄」,帕普也出了兩張最受推崇的專輯,即「白癡」和「生之欲」。

「生之欲」由帕普填詞、鮑伊譜曲,帕普能有這樣的作品,也是用混亂的創作策略催生出來的。「低迷」可說是流行音樂史上最大膽、創新的作品—想像泰勒絲發行了一張專輯,樂曲當中穿插了很長的器樂演奏段落,曲風陰冷、黑暗,就知道當時歌迷的震撼了。

伊諾在近幾年依然活躍,他還幫助過酷玩樂團(Coldplay)製作出他們最受好評的專輯之一(Viva la vida)。

另外,伊諾還特地為非音樂家製作了另一個版本的「迂迴策略卡片」,給想要突破創作瓶頸的人。

但為什麼注意力分散、隨機的干擾,或者說混亂本身,能為人們帶來創造力呢?

在我(哈福特)和伊諾坐的小圓桌上有個小巧的黑盒子,裡面擺放的就是伊諾當年製作的卡片。他搖搖盒子,抖出卡片,抽出一張,上面寫的是:「水」。這樣的卡片提示,對錄音室裡的樂手會造成什麼樣的衝擊呢?

伊諾丟出幾個建議,也許大家該休息一下,喝個水;有個樂手說,音樂太僵化了,要變得行雲流水;另一個則抱怨說,音樂太拖泥帶水。無論如何,重點是,這樣的卡片強迫大家用全新的角度看事情,並從那個角度去深入細察。

一位吉他大師回憶道:「我抽了一張卡片,上面寫的是:『像園丁那樣思考』。在那當下,你覺得從目前的情境被抽離。我想那就是伊諾的目的。這就像你腳痛,有人給你一巴掌,你的腳就不痛了。於是,我開始想,我要怎麼做,才能讓東西長出來?於是我得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錄音的過程。我從自己的吉他去發展,就像播下種子,悉心照顧、澆水,讓它成長。」

他繼續說道:「雖然這種做法不見得每次都有用,老實說,我因此不得不離開舒適圈,然而我也得放下當時的挫折,從不同的觀點來看事情。雖然我不喜歡那樣的觀點,但我再回到工作的時候,我發覺自己已經不一樣了。」

簡而言之,混亂造成的「隨機的干擾」能迫使人從意想不到的角度去思考,強制人們「跳出框框思考」(think outside the box),以突破眼前的瓶頸。

那是不是說「隨機的干擾」造成分心就一定是好事呢?

當然不,分心會激發人的創意,但將創意轉換成現實還是需要依賴專注的。況且,並不是所有跳出框框的東西就是好東西,畢竟創意也是有好壞之分的(有機會再與你分享在這一方面的觀點)。

但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亦即混亂的確可能帶來創造力。

那麼這一結論是否也適合用在團隊的身上呢?

混亂,作為一種另類的合作方式

一個團隊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可能會首先想到團結、凝聚力、良好的溝通之類的,這些的確都沒錯,尤其是在那些講求一致性的任務上,例如,划船隊伍就必須擁有很好的團結力,畢竟划船的隊員如果每個都各自劃各自的話,是可能會翻船的。

以划船的角度來看,隊員越是團結,划船的速度越快,勝利就越是靠近。

但問題是,這一邏輯是無法通用到所有的任務上的。

以著名的數學家艾狄胥(Paul Erdös)為例,他是科學史上論文產量及合作對象最多的人:

艾狄胥自三十年代開始雲遊四海,穿梭於學術研討會,合作網絡遍布全世界。他居無定所,靠各地的數學家提供他食宿,他則以研究上的指導做為回饋。很多數學家碰到瓶頸,不知該怎麼解決,就會和艾狄胥討論,就此茅塞頓開。

與艾狄胥合作發表過論文的人很多,受他啟發的人更多,普渡大學有位數學家因此用「艾狄胥數」(Erdös number)來定義每一位數學家與艾狄胥的關係:艾狄胥本人的「艾狄胥數」是0,而曾與他共同發表過論文的人,「艾狄胥數」則為1。

「艾狄胥數1」的數學家共有507人,如果你曾與這些數學家共同發表過論文,你的「艾狄胥數」為2,以此類推。目前「艾狄胥數」等於或小於3的數學家已超過40,000人,加上「艾狄胥數」大於3者,就形成一個以艾狄胥為中心、極其龐大、不斷延伸的研究網絡。

因此,艾狄胥在數學界的影響力可謂無遠弗屆。艾狄胥對前來求教的數學家可說來者不拒,這些數學家跟他腦力激盪,很快就完成論文。如果沒有艾狄胥的指引,這些論文恐怕要胎死腹中,於是他們將艾狄胥列名為共同作者。

在長達六十年的研究生涯中,艾狄胥每六個星期就與其他數學家發表一篇論文,最多產的一年是1987年,這一年他已七十四歲,總共發表三十五篇論文,差不多每十天就換一次合作夥伴。

艾狄胥沒在任何一所大學系所任職,甚至四海為家、居無定所。他過著逍遙自在的生活,只要有人請他到家裡作客,提供食宿,他就願意待個幾天,與主人討論數學問題,然後換下一個地方。他有一句名言就是:「另一個屋簷,另一個論證。」他的行程非常緊湊,如謝克特(Bruce Schechter)在艾狄胥傳記中的描述:

從布達佩斯到莫斯科,然後到列寧格勒,回到莫斯科,之後經由伊爾庫茨克和烏蘭巴托到北京。他在北京待了三週,和老朋友敘舊⋯⋯然後搭機到上海,上了開往杭州的火車。接著搭機到廣東,然後坐火車到香港,再飛到新加坡,最後抵達澳洲。

這是在六十年代,「甚至不是特別忙碌的一年」。

艾狄胥的行程非常緊湊,他時常遊走於各國之間,到不同的數學家家裡作客,一同腦力激盪,攻克不同的研究問題。他與其他數學家的合作方式,可以說是幾乎不要求什麼凝聚力和團結,只要你問出了一個好問題,我就會前去與你合作,來個思想碰撞。

同樣是合作,但划船隊伍與艾狄胥所需的合作模式可謂天壤之別,前者講求的是「一致性」,大家必須有一致的節奏、一致的觀點、一致的目標,你最好不要做一些與大家不一致的行為,這種合作模式被稱為「結合」。

而後者講求的其實就是「多樣性」,你我無需一樣,無需相似,甚至無需有深交,我們也能夠產生思想上的碰撞,這種合作模式被稱為「橋接」。

多樣性是什麼?

其實就是另一種帶有褒義的混亂形式。

那麼,那些即不是科學家,也不是划船隊員的團隊,適合哪一種合作模式呢?

答案是:兩者的混合體。

團隊如何推出有高度創意又能受到市場歡迎的產品?

知名社會學家德.凡恩(Mathijs de Vaan)、史塔克(David Stark)與韋德瑞斯(Balázs Vedres)從電玩產業找答案。他們發現電玩產業自八十年代末開始發展,可供分析、研究的資料很多,於是建立了一個龐大的資料庫,蒐集了從1979年至2009 年間推出的電玩遊戲和參與的藝術家、程式設計師等資料,總計包括12,422種遊戲及139,727人的電玩專業人才資料庫。

這種研究方法最大的優點,是研究人員可以透視合作網絡的動態。一般而言,社會學家在分析人際網絡時,檢視的是網絡成員在某一刻的關係。然而,上述那三位社會學家可從電玩遊戲產業資料分析,了解不同遊戲設計人員與工程師團隊的組成。

研究人員還可查詢銷售資料和重要評論,為每一個遊戲建構詳細的圖像,辨識出一百種以上的風格元素—如遊戲敘事採第二人稱或第三人稱、2D或3D、屬於射擊遊戲或飛行模擬器等。簡言之,他們因而得以了解最好的遊戲(即風格展現十足的創意、備受好評,而且能夠大賣的遊戲),以及設計團隊的結構。

以團隊結構而言,有時要推出一款厲害的遊戲就像訓練一支划船隊伍,需要「結合」:成員必須專注、信賴、承諾。團隊成員必須很快認識彼此,容不下任何背叛,也不歡迎來插花的。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要推出讓全世界玩家風靡的遊戲也像寫數學論文,需要「橋接」,也就是不同點子的靈活組合。究竟這些社會學家的分析結果為何?最成功的團隊是結合緊密的團隊?還是善於往外擴散與連結的網絡?

德.凡恩、史塔克和韋德瑞斯發現,最棒的遊戲是多個團隊一起打造出來的。工作網絡包含好幾個小組,每一個小組的成員已有多次合作經驗,因此互相認識、彼此信賴,也願意投注心力,長時間為共同目標努力。然而,各小組之間的差異很大,過去做過的案子也截然不同。

這就不是傳統的「橋接」,亦即一個組織嚴謹的理念從一組傳到另一組,然後運用在新的脈絡之中。研究人員發現兩、三個經歷不同、成員關係緊密的團隊(有如兩、三路人馬)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期,才能摸索出合作的方式,創造出新的東西。

其實,各團隊之間的認知差異也是優點,並非只有關係緊密的團隊才能創造出了不起的東西。

我的理解是,擁有多樣性但又不缺失凝聚力的組織的生產力是最高的,他們可以因為彼此的認知差異而產生出火花,又因為各自小組的凝聚、團結力而能夠將創意轉化為好產品,將想法變成現實。

另外,這或許也部分解釋了一個常見的企業問題,當初創的時候大家做出來的產品非常的棒、非常的創新。但人類畢竟是社會性動物,當時間久了之後,企業內部的人在多次合作後認知差異逐漸磨合、減少,多樣性漸漸失去作用,最後趨向同化(也驅逐了異見分子),也就難以再次做出更好的創新了。

事實上,地球和其他星球其中一個最大的差別正是在於地球的「混亂」,無論是火星、水星還是木星,內部所擁有的元素都沒地球般多樣性——地球剛好在適居帶之內,還有大自然的多樣性才讓物種得以誕生、繁衍。

人類的社會也不例外,哈富特舉出了許多的例子,例如,一個國家的經濟若能兼容多樣性,出口和入口多種不同的物品,通常就意味著其有更健康的經濟體、更長時間的繁榮;一個擁有多種不同產業的城市,其創造力也會更加的強大,例如著落於美國舊金山的矽谷。

哈福特的這些舉例和觀點,讓我不禁思考。

人類社會是充滿多樣性的,正是這種多樣性衍生了繁多的可能性,而「繁多的可能性」在我看來,其另一個意思就是不確定性、隨機、混亂。(因為世界若只有單一可能的話,就意味著一切都是確定的了。)

世界始終是混亂的,無論是遠古時期還是近代都是如此,原始人無法確定幾時會風雲變色,幾時會遇上豺狼餓虎;近代人無法確定下一個馬雲是誰,下一個破產的企業是哪一個。

於是,人類發展出了兩種應對混亂的策略,這兩種策略可以引導我們思考自身該如何應對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

兩種應對世界的策略

第一種策略叫做「計劃」——計劃文件、計劃人生、計劃土地、計劃農場、計劃森林、計劃市場等等。

所有這種「計劃」背後的目的就是一種試圖降低混亂的嘗試,一種把不確定性變為確定性的嘗試,當你計劃好文件的擺放、格式時,你也消除了到處擺放文件的混亂感,也消除了同事之間偏好不同的格式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多樣性;你計劃人生是因為想要在有許多可能性的未來裡,找到一個肯定的方向前進,消除不確定性;農民把原本具有多樣植物的土地燒光,種植單一的農作物以獲得更有把握的收入。

這種計劃行為也包括「方程式化」,科學家會創造出方程式來描述物理、化學、生物,以準確的預測萬物的規律,消除人類駕馭事物的不確定性;氣象學家試圖用複雜的計算法來消除天氣預測的不確定性;投資者試圖用大量的數據分析,以消除投資的不確定性;科學家試圖用複雜的演算法來創造更高級的人工智能,以消除機器自動化失誤的不確定性(如減少自動駕駛失誤、圖像辨識錯誤)。

總之,無論是「計劃」還是「方程式化」,都是人類試圖將不確定性轉化為確定性的一種努力,是降低混亂,提高可控的一種努力。

另一種策略則是完全相反的,叫做「即興」(或應變)——即興的工作、即興的生活、即興的決策。

書中提到許多關於「即興」的例子,例如,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的經典演說「我有一個夢」就是在演說途中放棄稿子,即興創作而生的。

西洋棋冠軍卡爾森(Magnus Carlsen)最擅長的棋術,就是特地製造混亂的棋局,讓對手深陷連他自己都覺得非常混亂的棋局之中,再憑藉自己過人的即興發揮來擊敗對手。

「即興」是一種與混亂共舞的嘗試,有時也常被稱為「自由」,讓市場自由的交易以促進物品的多樣性,讓森林中不同的植物自由的生長以促進生物的多樣性。

「即興」依賴的並非方程式,而是「直覺」,許多專家都認為自己在面對複雜和混亂的世界時,依靠直覺做出判斷會比電腦的模擬計算來得準確;許多生意人、投資者在面對複雜的市場時,也相信自己的直覺會比數據正確。

但心理學家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E. Tetlock)的研究指出,專家們憑直覺做出預測的準確率和隨機率其實差不多,換言之,專家的預測並不比讓猩猩丟飛鏢做出的預測來得準確。

無論如何,「即興」的策略並不試圖消滅混亂,而是嘗試駕馭混亂、與混亂共舞,甚至有時還會特意增長混亂。

那麼,用哪一種策略來應對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效果會更好呢?

除極少的特殊情況之外,在大多數情況的答案均是——兩者之間。

德國心理學家吉格倫澤(Gerd Gigerenzer)蒐集了許多簡單的經驗法則,證明這樣的法則常常勝過複雜的決策方式,儘管從理論來看,絕大多數的人認為複雜的決策方式比較好。由此可見,最重要的還是人的分析能力與判斷力。

一般認為雪崩難以預測,它關係到降雪、溫度、坡度等因素的交互作用,這樣的作用既微妙又複雜,野地中的滑雪者一不小心就會陷入險境,遭大雪活埋。但其實,雪崩的風險可利用一種簡單的方式來評估,也就是檢視幾個「明顯的線索」,就像清單一樣容易記住。讓人意外的是,依據這張清單上的線索來推斷,準確度很高。

例如在過去48小時內,該地區是否出現雪崩?雪的表面是否有溶化的跡象?過去48小時內是否有新的降雪或下雨?如果上述「明顯的線索」出現了好幾個,滑雪者就應該盡量避免在那個斜坡滑雪。美國研究人員以 751件雪崩事故進行調查研究 ,在大多數的事故當中,已出現多個危險因子,因此「明顯的線索」有助於避免遭到大雪活埋的悲劇。

如果我們可利用簡單的規則來預測雪崩,也許也能用一樣簡單的方式來診斷心肌梗塞?

設想一個病人因為劇烈心絞痛來到急診,如果病人在心肌梗塞早期階段,則必須把他們送到心臟科接受治療。但氣球擴張術、支架植入術或動脈繞道手術費用昂貴,也可能很危險,畢竟醫院是抗藥性細菌傳播的溫床,而且有些病人上腹部悶痛其實只是消化不良,吃個胃藥,臥床休息就好了。心肌梗塞能做的檢驗很多 ,也可利用種種方式來診斷。

密西根大學由葛林(Lee Green)領導的團隊研究醫師診斷心肌梗塞的決策,發現醫師往往因為過於小心而誤診,把沒有心肌梗塞的病人轉到心臟科,而真正心肌梗塞的病人卻沒診斷出來。誤診率之高,有如用擲骰子決定一般。

研究人員於是發展出一套複雜的臨床診斷指導原則,包括機率表和一個小巧簡便的計算機。首先,醫師必須幫病人做幾項檢驗,查看機率表,再把數據輸入計算,就可估算出病人必須到心臟科接受緊急治療的機率有多少。

依據這個指導原則,心臟梗塞偽陽性的病例大幅減少,至於真的得了心肌梗塞卻沒診斷出來的偽陰性則稍有增加,整體來看,診斷的正確性還是提高不少。這雖是痛苦的取捨,但醫療總是充滿取捨,難以盡善盡美。更大的問題是,這一套臨床診斷指導原則過於複雜,很多醫師不願採用。

於是葛林及其研究團隊發展出一種簡單的決策樹,去除診斷表上那些煩人的細節,把焦點放在幾個明顯的線索。這種決策樹只問三個問題:首先,病人的心臟圖是否出現某種異常型態?如果是,則直接把病人送到心臟科接受治療。

如果答案為否,則繼續下一個問題:病人的主要陳述是否為心絞痛?如果不是,那就不必接受冠狀動脈治療;如果是的話,醫師就得仔細檢查了,看病人是否出現某些明顯線索—這樣的線索共有五個,只要出現任何一個,就得送病人到心臟科接受進一步的治療。

這種決策樹很簡單,可寫在一張明信片大小的卡片上,不需利用計算機。令人訝異的是,依據此決策樹所做的診斷,正確率要比上述複雜的診斷指導原則來得高。

幾乎所有真的得了心肌梗塞的病人都能診斷出來,偽陽性病例也變少了。更重要的是,在情況緊急下,能節省診斷所耗的時間和精力,因此醫師都覺得很讚,願意使用這種決策樹。

還有另一例子就是用「簡單且切中要害的方程式」來預測葡萄酒的品質,結果證明,一個只有三個參數的方程式,竟然能比世界最頂級的專家更準確的預測葡萄酒的品質。「簡單且切中要害的方程式」能夠勝過「專家的經驗法則」,這一點在《快思慢想》一書中也有提到過。

但這樣也就算了,更有違直覺的是——為什麼簡單的方程式也勝過了看似更全面的「複雜方程式」呢?

哈福特說,這個問題就是統計學上所謂的「過度擬合」(overfitting) 亦即使用過多的參數,對歷史資料做了過多的解釋,導致預測錯誤。可以視為違反了奧卡姆剃刀原則。白話來說,就是做出了多餘的計算。

這一事實可以如何用在日常生活上呢?

心理學家柯深邦(Daniel Kirschenbaum)、韓福瑞(Laura Humphrey)與馬立特(Sheldon Malett)招募了一群大學部的學生進行實驗。他們為這些學生設計了一個短期課程,以增進其讀書效率。

學生隨機分成三組,研究人員介紹簡單的時間管理技巧給控制組的學生(如每半小時或一個半小時休息5至10分鐘),其他兩組則除了時間管理技巧的傳授,還特別指導他們如何計劃時間。

「每月計劃組」的學生必須擬定目標和訂立長達一個月的讀書計畫,而「每日計劃組」的學生則必須每日訂立目標和計畫,「無計劃組」的學生則無需制定目標和計劃。

研究人員原本以為,計劃組會比對照組來得成功,而日計劃組因為目標可量化且容易達成,效果應該比月計劃組來得好。結果讓研究人員非常驚訝。

日計劃組的成效簡直一塌糊塗。這一組的學生,原本每週讀20個小時,到了課程結束時,每週只花8個小時。無計劃組則一樣糟,一開始每週讀15個小時,到了課程後段則減為10小時。月計劃組則是勝利組,每週平均花25個小時讀書,到了為期十週的課程接近尾聲時,甚至願意花再多一點的時間。

月計劃組比較有努力的動機,在功課上所花的時間約為日計劃組的兩倍。研究人員之後繼續進行長達一年的追蹤,發現這些學生的讀書方式的確對成績有影響:月計劃組的學生成績表現大有進步,沒有計劃的學生沒有進步,至於日計劃組的學生成績則退步了。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研究人員提出兩個理論:一是日計劃組可能因為計劃太花時間和氣力,不少學生很快就放棄了;二是日計劃組的學生發現自己一再落後,不久就失去努力的動機。雖然這兩個理論都有道理,問題是:為什麼日計劃組的學生無法落實計畫?

答案是,日計劃組的學生常常無法應付突如其來的事件,像是感冒、需要待在家裡等修水管的工人上門、朋友突然打電話來說他要來找你等,也就是所謂的計畫趕不上變化。如果你訂立的是長期計畫或者沒有計畫,時間的運作就比較有彈性,能設法彌補。

重點並不是在做不做計劃,而是有沒有適度的計劃,並保留一定的彈性來讓自己即興的做決定。這一結論與「簡單且切中要害的方程式」如出一轍,你一樣需要設定一個具體、重要的目標,但你不能設計過度複雜的目標,也不能漫無目標的依賴本能行事。

綜合以上,我們似乎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面對混亂、不確定性的世界裡:

我們同時需要「計劃」與「即興」,重點在於適量。

你需要有具體的計劃,但不是沒有任何彈性的計劃,而是可以有轉變餘地的計劃。

就如同準備一場演講一樣,如果你只想跟著早已計劃好的稿子念,效果一定會很生硬,但如果你完全沒有準備稿子,你則很可能講得不知所云。

也如同時間管理的實驗一樣,如果你只是做一個簡單的計劃,會比你把每一天都計劃好來得有效率。

也如同駕駛汽車一樣,你需要知道你的目的地在哪裡,但駕駛途中你必須根據周圍的變化行駛。

又如同你應該計劃未來的目標,但你不能限制自己每一步都只按照計劃行事,你必須根據周圍世界的變動做出應有的調整,才可能達到目標。

這一道理可以延伸到生活中的各個方面上。

而當你開始逐漸掌握「計劃」與「即興」的折中點——

你也將會漸漸的掌握應對這混亂的世界的能力。

最後來個小結:

1.分心和專注是可以共存的,只要不是在同一個時間點上,分心(來自隨機的干擾)能激發創意,而專注則能把創意付諸於實現。

2.組織是可以同時有不同的合作模式的,組織裡有不同認知差異的小組能激發創造力,小組各自的內部成員需要團結以獲得執行力。

3.計劃和即興是可以同時擁有的,應對混亂的世界,有計劃也有即興的應變能力才能達到目標。

4.不是說混亂就好,也不是說整齊沒有用處,而是要掌握到兩者的「度」。這一個「度」的掌握可以透過對生活的各方面思考,得到提升。

5.另外,這本書若和《反脆弱》一起看,會發現兩者其實有許多的異曲同工之處。

P.S.: 雖然有個小結,但書中還有許多有關「混亂」能如何改善生活的亮點,是無法在此一一細說的。